当初崇祯皇帝用杨嗣昌时，本来就是特旨简拔而非出自朝廷公议，知道朝臣们必然会对此指手画脚，所以但凡上疏弹劾杨嗣昌的没有一个不严肃处理。但皇帝回护是“圣恩高厚”，杨嗣昌自己不能心里没数儿。更何况皇帝为了回护自己数次逐绌言官，因此尽自仍不屑于清流物议但杨嗣昌也几次上疏请罪，于是皇帝下令“落职冠带视事”，这比不倒翁左良玉左总兵经常享受的“降级留用，戴罪剿贼”还要轻松，而且没过多久杨嗣昌就又“叙功复之”，哪儿来的“功”啊？虽然杨嗣昌无功，但敌人长驱直入，焚掠京师帝撵祸及内地山东长达数月之久，大小七十余座城邑鸡犬不留，黑锅总得有人背。崇祯皇帝命令杨嗣昌议诸臣之罪，这是第二次越过杨嗣昌的罪责、无视他本人的失职而让他去“议”别人的罪了。同样大模大样的杨嗣昌议的罪分为五等：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籓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这个有必要细看一下：先说第一条“守边失机”。作为边将，这个没话说。但此次敌人是从宣府大同经山西一线绕过山海关攻击前进的，而且动员兵力达到了十万的规模，这样的大动静，与之直接对垒的关宁军如果说事先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是难辞其咎的；第二条“残破城邑”指的是坐视城陷而不顾的货色们，坐拥数万关宁铁骑在河南郊游对济南失陷见死不救的死太监高起潜就是典型例子，但他没事儿；第三条“失陷籓封”，这是没办法的事，那个被俘的“德王”是典型的要钱不要命的角色，济南危在旦夕之际仍不肯出钱犒赏死士激励士气；第四条“失亡主帅”，这个在明军中是普遍现象，初战不利往往就先退一阵，至于主帅是跟着一起跑还是扔给敌人那就是他老人家自己的事儿了，所以必须严惩以为后者儆戒；第五条“纵敌出塞”是指在敌人满载而归时没有进行有效的出击，窃以为这是最可惜的。应该知道，敌人满载北归之际也是最为怠惰之时。如果说先前的退缩与放弃是一种战术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明帝国真正的战机也就出现了——伪清前有山海关之险后有各路勤王明军，朝锐已尽只余惰归，此时如果追上去打一下的话或许能够有意外的收获也未可知。按此五条套下来，有罪的责任人分别是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巡抚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总兵蓟镇吴国俊、陈国威，山东倪宠、援剿祖宽、李重镇，以及副将衔以下包括州县主官共计三十六人。处理结果是，全部斩首。而清兵入寇时任兵部尚书统管各路勤王兵马负责全国军事的杨嗣昌既没有降级更没有罢官，和那个死太监高起潜一样，一点儿事儿也没有。一时间朝野哗然物议汹汹，但也仅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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