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旧话重提，当时在卢象升大人战死殉国的记载中小秋就说过，时至当年，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历史积累已经使大明君臣有了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势——主和必定卖国误国，主战必定爱国救国。和今天差不多。原本就体力不支，时不时地头上还得挨老天爷的板儿砖，又得同时对付家贼和外敌，还不能讲和，这就麻烦了。而卢象升战死后，事实上本就与伪清虚与委蛇的和议大门算是彻底地关闭了，同时关闭的或许还有大明王朝的一线生机。其实以当时大明内外交困的形势而言，言和未必是亡国之举，或许由此延长国祚甚至峰回路转也未可知。“和”不是不可以讲，大明也不是没和周边的小兄弟讲过。维系了西北边陲数十年和平的“俺达入贡”就是曲笔之作。只不过当年力主和议的是大明王朝堪称极品的强权接力人物高拱、张居正以及外任宣大总督王崇古，而不是权倾朝野仍屡遭弹劾的杨嗣昌之辈。但所谓“和议”也是有时机讲究的，崇祯十一年敌人大举入寇的那个时间就不行。那时讲和的结果就是城下之盟。大明君臣或许可以睁一眼闭一眼地默许和远在千里之外寇边犯境的蒙古部落达成妥协，但绝对不会和已经兵临北京城下帝辇之侧的异族敌人奴颜屈膝卑辞求和，这与后来“仔卖爷田心不疼”和“宁与外贼不与家奴”的辫子们不同，大明，没有这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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