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傅宗龙起复。同年，受孙承宗举荐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少顷，拜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但随即就“用小故夺官”了。

崇祯十年十月，流贼大举入寇四川，攻陷三十余州县。崇祯皇帝想起了傅宗龙，说：“假如当初用傅宗龙巡抚四川，贼寇之势又怎能至此呢！”起复傅宗龙，命他前往四川“却贼”。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无论后面如何，但至少说明天启朝旧臣傅宗龙之前在贵州的成绩以及他的个人能力得到了崇祯皇帝这位新老板的充分认可

。

崇祯十二年五月，由于杨嗣昌的举荐，傅宗龙离开四川回京任兵部尚书。傅宗龙自从勘定贵州苗乱后，历时十四年才再次大用，刚刚到任一年半，地方还没遛全呢就又调回去了。

崇祯十二年八月，傅宗龙抵京。觐见崇祯皇帝之初，他便直说“民穷财尽”，皇帝也颇以为然，但傅宗龙仍旧自顾恳言不已、为民请命，说了一大通民情疾苦、水深火热之类的话，皇帝不高兴了，说：“你应当整理兵事才是啊。”挥退傅宗龙后，崇祯皇帝对他的举荐人杨嗣昌说：“这人怎么这样儿呢？都说傅宗龙在贵州干得不错，但听其言谈大多卑卑，都是些别人说烂了的东西（“皆他人唾余”）怎么回事儿啊！”从此傅宗龙所奏请多不允。其实也难怪，面对刚从四川回京的傅宗龙，急于事功的崇祯皇帝应该很想听听类似于当初袁崇焕那“五年平辽”或者杨嗣昌那“十面张网”之类的豪言壮语式的就职演说，但这位新任兵部尚书见面伊始便大谈民不聊生城邑残破，而且说起来还没完。这些话尽管切中时弊一语中的，但也是空洞无物的老生常谈，所以在崇祯皇帝听来既是陈词滥调，也是和他傅宗龙的本职工作毫不相干的。满怀希望竖起耳朵的皇帝听了这么一肚子“牢骚话”，自然倍感失望，所以才用一句冷冰冰的官话结束了这场跑题的君臣奏对。这个印象分减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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