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年的旱灾使得大面积耕地颗粒无收，好不容易旱情缓解，辛辛苦苦耕种大半年，地里刚长出些粮食，蝗爷就来了，一片乌云般的蝗虫过后，连过冬的秸秆都剩不下。可怜的农民呆站在地里正欲哭无泪的时候，衙役提着绳索棍棒又来了，催科，也就是征皇粮国税。你说闹旱灾，他听着，你说过蝗虫，他也听着，你说完了完了全完了，他告诉你别急还没完，交税吧，灾害是你的事，征税是我的事，该交的税可是一个铜钱都不能少的哦。这种情形下，就不光是欲哭无泪那么简单了。即便如此，这也是照章办事按制度来，也还算不错的了。更为致命也更大地拉低了“反”的机会成本的，是绝大多数的吏胥根本就不按制度来。没错，昌明圣道，阳光普照。可“覆盆之下”，就能“暗无天日”！对于那些直接接触百姓的吏胥们而言，根本用不着一手遮天，只要能够遮住眼前这帮农民头顶的那片天，就足够了，剩下的事情还不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孙传庭在崇祯十一年给皇帝的奏疏中就提过这么一件事，他处理了一个苛索致人死命的代理县令，事情是这样的：作为流寇的发源地，陕西当地的流寇闹得也是最凶的。多年下来，很多府县的主官或死或罢或杀或撤，或者干脆人家弃官不做自己先就溜了。陕西三边之地一时间竟闹起了“官荒”，孙传庭之前曾数次上书皇帝和吏部要求补充基层官吏。恰巧此时泾阳县也缺主官，时任陕西巡抚的孙传庭批准了布政使的建议，从临近的庆阳府调了一名叫何守谦的推官去泾阳署理县令一职。说句题外话，这两个职务是平级的，都是正七品，但县令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一把手，比在知府大人眼皮底下兢兢业业的推官要爽很多，所以这是升了。当年征税时，孙传庭秘密派人去泾阳考察了一下，结果连见多识广的孙巡抚都大吃一惊——何代理县令征税时用的秤每两比正常重量高出五分，而每两银子的火耗也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少的三四分，多的五六分，也就是说，一两银子的税他收一两一钱，这家伙擅自把税金总额提高了百分之十！有个养花的农户交的税银不足，没有满足每两加征一钱的标准，竟被他下令打了二十板子戴上大枷站了两天，活活给枷死了。何守谦的前任泾阳县令就是贪渎不法被拿掉的，可孙传庭怎么也没想到，赶走一只狗，换来了一条狼，谁能想到这帮家伙竟前赴后继至此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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