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的权力部门是尚书台与中书省，只要染指这两个部门就可以洞悉政局的任何风吹草动。以往历届执政为了便于干预政事，都给自己“录尚书事”，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插手政事处理与人事任免。比如杨骏先是“录尚书事”，后来觉得不满足就又“录朝政，百官总己”；汝南王也是“录尚书事”；赵王未得志前求“录尚书事”，被拒绝之后才怀恨发动兵变。

从赵王开始，执政者野心膨涨，区区“录尚书事”已经无法令人满足，他们渴望更大权限。于是赵王篡位之前担任“相国”、“依宣文辅魏故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就像当年司马懿、司马昭父子操纵曹魏小皇帝一样控制晋惠帝；齐王在专权方面也不遑多让，“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

长沙王刻意保持低姿态，避免步齐王后尘，为此他仅仅保留军职，并没有兼任文职干预政务处理。因此严格来讲，长沙王不能称为执政，他只是卫戍京畿的军事长官。

当然那时朝廷纲纪已经大坏，长沙王肯定会以军职直接干预朝政，但是长沙王即使干预朝政，他也无法做到专权。齐王当初架空惠帝的朝廷，在洛阳另组军政府，政由己出，长沙王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仿效齐王，那只能将权力交还给朝廷，而当时尚书台与中书省的长官都不是长沙王的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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