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赴欧洲的肯尼亚号班轮上，这正是大西洋上气候最恶劣的日子。狂风卷起大浪，砸在这艘班轮的甲板上，转眼又四溅开来。桅杆上的了望员的雨衣已经湿透了，但还是哆嗦的坚守着岗位。不时的摸出个酒壶来，偷偷的喝上一口，再咒骂几句这个鬼天气，顺便诅咒一下自己为什么要当这个该死的海员。

一个清瘦的中年人平躺在二等舱的铺位里，读着报纸。他有着中国南方人深深的眼睛和柔和的面孔线条。在有的地方，他被人尊称为中山先生，革命的先行者。有的地方，他孙文的名字被恶意的加上了三点水，等同于那种江洋大盗。在更多的地方，他被看作是一个满嘴车大炮的空谈家，只会发起一场又一场没有头脑最终却告失败的暴动。

他正是才交卸了美国洪门筹饷局北路委员职务的孙中山，同盟会的主席，在丹佛听到了国内传来的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匆匆从美国搭船开赴欧洲，再从欧洲转赴香港。

舱室门被砰的一下撞开了。孙中山慢慢的从报纸上转移开视线，就看见朱卓文挥着一张纸满脸兴奋的看着他。朱卓文是孙中山的表弟，在日本起就跟随孙中山，这次又和他一起在美国北路筹饷，再一起返国，比孙中山年轻二十多岁。孙中山一向都称呼他是bad boy。

还没等孙中山问他话，朱卓文已经几乎是在高声嚷叫：“刚才从电报房抄到的新闻，上海光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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