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伯伯终于讲了他的故事。

本世纪初，余伯伯的父亲在武汉是有头有脸的民族企业家，在武汉，国民党的高官都要卖几分面子，但这一切只能在大武汉空袭中，被日本人的炸弹炸得干干净净。余伯伯当时10岁，他只有个哥哥15岁，一家慌乱地逃到重庆，“财产尽失如丧家之犬”，在重庆呆了五六年，眼见抗日战争进入尾期，余伯伯的父亲把他们兄弟叫来抽签，长签是继续留在重庆上西北大学，短的是秘密送到延安参加**。余伯伯的哥哥不抽，他早就决定到延安，独自一人去了38军113师，原红25军，随部队参加了抗日、解放、朝鲜战争，当上了113师的政委。

余伯伯读了西北联大，后保送去了美国读法律，机缘巧合之下也接触了**，哥哥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他回国加入**，余伯伯在钱学森的帮助下，带着他的夫人王阿姨离开了美国…………

“可惜地是，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的时候，我哥哥牺牲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如同中国解放时期的历史簿，一页页写满奋斗与信仰的字眼。

我说：“他是一位好兄长，好战士。”

“死得其所了，一个最好的战士应有的结局就是在最后的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看到胜利的旗帜升起!”余伯伯引用了巴顿的话，他又说：“走的也好，留到后来的运动中，我这个走资派还得连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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