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飞扬说：“也不尽然。处理一些事情、制定某些方针和目标，要考虑国情，不能一蹴而就。国情，所有公民都要了解。但是，我深恶痛绝那些言必称国情以此为借口的官员和人们，把本来可以一步到位的事情做到半途而废。很多事情需要时间去改变，但那绝不是时间问题，而是目标与方法的对错和彻底不彻底的问题。比如说立法，把法制不健全归咎于国情是绝对说不过去的，法制不健全就是不健全，那么请在立法会议上彻底制定，不健全就不休会，那些法律学家们清楚得很，‘很多事情要慢慢来，急不了’是错误的，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被时间问题偷换概念了、被忽略了，如果真的有不能把事情彻底做好、把问题彻底解决的‘苦衷’，那也不会是国情的问题，只能是人的问题，我们看看大兰国的法律大纲，三百年了仍然适用，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修整，为什么？是因为制定它的人们下了决心，制定的是他们能力范围内能够制定的彻底完善的法律，可没有过多地考虑没必要过多考虑的‘国情’而在立法上犹豫手软整出一部‘缝三年、补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烂货来，他们当初是什么国情？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找借口逃避，还是看实质解决？”

王百川说：“不是立法的问题，而是执法不力，贯彻落实执行不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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