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的年底，整个中国大地仿佛和过去的五年，十年没有任何区别，百姓生活困苦，内忧外患不断。但是在官场和知识分子当中，对政治敏感性高的人，都能隐隐约约嗅出一种不同的味道。

就在这一年的八月，签订完成，主要内容为：1英国得派员到云南调查，准备商订滇缅通商章程。2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开放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为轮船停泊码头；英国可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3凡遇内地各省或通商口岸有关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英国使馆可派员前往“观审”。4英国可派员经甘肃、青海、四川前往xizàng及转赴印度；也可由印度进入xizàng，但须先照会中国zhèngfu。5中国对滇案赔款银8万两，并派员赴英表示“惋惜”。

这个条约似乎只是朝廷签订的众多条约之一，但有心人能看得出来，除了开放新的通商口岸，条约并未造成大的损失。这一点足以让人振奋，之前离京的英国公使威妥玛也已经悄悄的返回了在běi精的使馆。京城一些茶馆中，也有流传年幼的光绪皇帝痛斥大臣怯懦的传闻。

到了九月份，朝廷也做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总理衙门改名为外务部，品级与其他几部相同，首脑不再称尚书，一律称作部长，首任部长是沈葆桢。其南洋大臣之职由刘坤一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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