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九日，刘庆斌收到徐世昌从北京发来的电报。他告诉刘庆斌，因为善后大借款议案没有被国会通过，袁世凯和国会的关系搞得很僵，希望刘庆斌能来趟北京共同商议对策。

民国成立之后，对外借款一直是引发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事件。袁世凯作为执政者，面对国家一贫如洗的状况，只能象清政府一样去借外债来支持，因此面对西方的敲诈勒索和不平等条件，并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筹码。

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晚，袁世凯指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等人为全权代表，未经国会讨论通过，在北京东交民巷的英国汇丰银行与英、法、德、俄、

日五国银行团正式签订了“善后大借款合同”。

善后大借款合同签订后是这样一幅情景：合同规定借款总额2500万英镑，年息5厘，债券九折出售，八四实收，期限47年；偿还已到期的各种赔偿、借款、垫款后，实际到手的仅760万英镑，而规定47年还清之本息竟达到6789万英镑；借款以盐税、关税等为担保，并附条件：借款期内，中国不得向五国银行团以外的银行团借款；借款的领款凭单须有外国稽核员签押方能有效；中国聘用外国人参加盐税征收事务等。

刘庆斌非常清楚，善后大借款正是孙文发动二次革命的导火线。二次革命国民党也开创了武力革命的先例，为日后的军阀政治埋下了诱因。就算徐世昌不发电报，刘庆斌也要尽量阻止此事，阻止不了也要尽量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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