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在西南岔度过的那段日月，我根本感受不到村民的贫穷和辛苦，能够感受到的都是富足和快乐。在那段日月里，阳光是金子做的，月光是银子做的，就连村中那条的小溪和村外那条松花江，在我们孩子们的眼里，流淌和承载的也多半是欢乐的笑声。在那段日月里，令我难忘的事很多，但最难忘的还是过大年，过大年时爷爷的故事最多。

我住进爷爷家的第二个年，就是在爷爷家过的。

西南岔的村民，对元旦没有兴趣，还不及农历“二月二”和“六月六”重要，更不能同元宵、端午、中秋等大节相比。他们称元旦为“洋历年”，同“洋炮”、“洋火”、“洋油”、“洋蜡”一样，是从外国进口来的，城里人不劳而获、崇洋媚外，才学外国人过洋历年。乡下人土里刨士食、自力更生，大可不必过洋历年。那年，当了右派刚从城里下放来西南岔落户的孙会记家，按城里的习俗过元旦包顿饺子，受到村民的耻笑，孙会记很快得个绰号“外国孙”。孙会记感到人言可畏，想入乡随俗，第二年过元旦没再包饺子，村民们背地里仍然叫他外国孙。久而久之，有人还当面直呼，弄得他哭笑不得，只好默认。外国孙是埋在西南山下那老抗联的姑爷，他自小在城市长大，刚到西南岔就闹了不少笑话。第一次听到毛驴的叫声，竟惊奇地问爷爷：“是什么在响？”马老板子套一头大公牛拉车，他看到公牛两腿后的大卵子，就说：“原来奶牛也能拉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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