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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寒纪——一身惨绿,四境深蓝,我行方踽,一片大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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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我十九岁,以高中二年级肄业身份考大学,误入台大法律专修科,就是后来的法律系司法组。入学日期,是1954年9月14日。在课堂上,我极为顽皮,喜欢挑老师的错。当时“司法行政部部长”林彬老师教我“刑法总则”,有一天他讲到李大钊的死,讲错了,我立予纠正,他很有雅量更正。还有一位孙嘉时老师,做过建国中学校长,人很浑,又教的是“三民主义”,更是我纠正的对象,两人甚至在课堂上吵起来。教我英文(“英美法学名著选读”)的是曹文彦老师和桂裕老师。桂裕老师学问渊博,又高寿,四十年后我办《求是报》时,还有信给我。最有趣的,是他的英文满口上海腔,并且念出的重音多于应有的重音,把自由liberty念成“癞屄利台”,我听了大笑。教我“中国司法组织”的是徐世贤老师,他也高寿,他一辈子做的最大好事是配合他的老师林彬创办法律专修科,一辈子做的最大坏事是提拔了一个大酷吏大浑蛋——他的女婿李元簇是也。教我“国文”的是曲颖生(显功)老师,燕京大学出身,写过《韦庄年谱》,他谦虚有礼,对我的国文程度一再赞扬,日后还请我到他家吃过饭。教我“经济学”的是王作荣老师,那时他三十三岁,初来教书,还是生手,有一次画曲线图“巷”住了,竟画不出来了。他是很有才华,也很有启发力的。表情虽然严肃得像张扑克,但也会突然笑一下。我有次劈头大声将他一军:“三民主义到底有没有缺点啊?”他应声脱口而出:“当然有啊!”我追问:“缺点在哪里啊?”他厉声回答:“我不敢讲啊!”然后突然笑一下,全班为之哄堂。我离台大法学院后三十四年,几次看到他早起独自快步于大马路上,风雨无阻。有一天在敦化南路和平东路口两人对面碰到,我问他还记得他有个学生叫“李敖”吗?他说,人家说李敖是他学生,没想到今天有缘重逢。后来石齐平约我们见面,自此偶相过从、吃饭聊天,我义助章孝慈举办拍卖预展那天,他还亲临送花捧场。他跟高新武他们打笔仗的时候,我还参战卫护过他。1989年4月4日,他有信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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