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熙五年（1194）春天，太上皇赵昚的生命走向尽头。

赵昚病重的三个月间，赵惇没有探望过一次。相反，他天天在宫中与李凤娘游宴。赵惇如此行径，完全丧失了人心。皇帝不孝，又不听劝谏，群臣们只能将此归咎于自己没有做好大臣职分。他们纷纷上疏自己弹劾自己，请求罢黜。在奏章中，大臣们指出朝廷出现了道德危机，一向提倡的孝道没有得到执行，感到自己列位朝堂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受到惩处。奏章上去后，官员们按惯例都居家待罪，不去办公了。但另一方面，所有大臣都“待罪在家”，荒废了朝政，也是变相地劝谏皇帝，类似于今天的集体罢工。于是，朝廷上出现了“举朝求去，如出一口”、朝政无人打理的现象。赵惇依然对此置若罔闻。

六月，赵昚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临死前，他特别想见儿子赵惇一面，顾视左右，泪流满面，却说不出话来。消息传出重华宫后，舆论大哗。宰相留正、兵部尚书罗点、中书舍人陈傅良、起居舍人彭龟年等人不得不再次进谏，力劝赵惇过宫去与太上皇诀别。其中，彭龟年跪在地上不断地磕头，头破血流，满身满地都是鲜血。留正则拉住皇帝的衣裾不放，哭着恳请赵惇一定要去见太上皇最后一面。赵惇只反复说“知道了，知道了”，一点没有起驾去重华宫的迹象。最后拗不过大臣的死劝，赵惇让唯一的儿子、嘉王赵扩代为前往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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