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长江南岸野猫溪一带，只有一个邮递员，四十来岁，脸上有发水痘后留下的痘疤，永远是绿衣服、绿帆布包和一双军用球鞋。这人其貌不扬，可很能笑，笑声能感染九三巷整条街。邮递员来到我家所在的六号院子时，父亲会和他说上几句，内容只和当天天气好坏有关。

整个院子订了一份《重庆日报》，订报人是我的父亲。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报纸，父亲蹲在地上，看了起来。

母亲走到父亲面前，低下身。报纸刊头上印着一段伟大领袖的语录，天天一样，母亲从不看。那么她在看什么呢？原来她发现父亲握报纸的右手还夹着一封信。她取过来，见上面写着她的名字，便撕开信封，读了起来。

在巫山插队落户的大姐的信很短，说她将回重庆一段日子。

母亲眉头一挑，告诉父亲，大姐要回来。

父亲说巫山不好，回来虽然照旧是个穷，可是穷也比那夹皮沟强，一家人好歹在一起。

母亲显得很烦躁，说家里马上要多添一张嘴，怎么办？

母亲尚不知大姐这次回来还多带了一张嘴——大姐已怀孕八个月，准备生小孩。大姐关于自己已结婚及快生孩子之事，在信里一字未提。

母亲在外做工，挣钱养活全家，只有周末才回家。一个星期我才能见母亲一次。她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从没有真正地快乐过，所有关于她的记忆，哪怕是瞬间形象，都不曾有过开怀大笑，或是默默的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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