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与渤海国之间的良好默契，使得双方关系愈发紧密。以经贸为例，几乎每年都有渤海国的方物运抵长安，有时一年数次。大历八年（公元773年），渤海王大钦茂于四月、六月、十一月、闰十一月、十二月，先后五次遣使入朝，贡献方物。平卢镇南迁淄青后，大批渤海贡使和商旅，随之云集至山东，据《旧唐书》记载，大历年间，淄青一带“货市渤海名马，岁岁不绝”。由于渤海贡使及商旅往还不断，为有效管理并促进双边的经贸往来，唐朝特在登州都督府“城南街东”，设置“新罗、渤海馆”。其中的渤海馆专以接待过往的渤海贡使和商贾。山东登州也因此，成为了唐渤互市贸易的经济中心。是时，登州口岸常有渤海国船只停泊，入唐求法的日本和尚圆仁在登州口岸，就曾见到“渤海交关船同泊彼浦”的场面。继先前的鸭绿江朝贡道后，史学家又将从渤海王城经过海上，抵至长安的线路，命名为新的朝贡道。为规范管理，唐朝责令淄青平卢节度使兼押渤海，代表朝廷经营、节度有关渤海国的各项事宜。开成年间，渤海国运输熟铜，来唐货易，淄青平卢节度使便奏报朝廷，“请不禁断”。而这也表明，即便中晚唐时期，淄青平卢节度使仍在履行着节制渤海国的职能。

很多人抨击唐朝对渤海国，只是名义统治。而且，这种统治，完全是以经贸和文化的紧密联系为依托得。但在笔者看来，这种统治关系的含金量，并不比真刀真枪、武力占领的统治关系低。且不说，双方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促进了唐朝与渤海国的共同繁荣和发展。中唐以后，唐朝与渤海国的关系也非常和睦。诚然，安史之乱期间，渤海国的忤逆，着实令唐朝愤慨。但平息叛乱后，渤海国坚持向唐朝称臣纳贡，主动维系同唐朝的政治联系，当然，唐朝基本也不干涉渤海国内政。但渤海国的长期坚持，化解了唐朝曾经的猜忌。肯定渤海国谦恭敬顺的同时，唐朝也把渤海国视为忠实的臣属。所以，唐朝才会对渤海国有，“朕记人之长，忘人之短”及“卿既尽诚节”的评价。而且，正如前文所言，长期的密切交往，促进了双方的互相认同和彼此融合。故此，“地虽海曲，常习华风”的渤海国，才能做到同唐朝“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晚唐诗人温庭筠据此，坚持认为，渤海国与内地“车同轨，书同文”，同属一个文明，同为一个国家，而这也是对唐朝与渤海国关系的最好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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